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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茶馆:一碗茶里的市井与欢愉

                                                                                                      
生活程序

茶馆并非生存空间,而是纯粹的生活空间。我到重庆的交通茶馆和成都彭镇观音阁茶馆时,感觉这种生活,和当下茶空间之中常见的“和静清”之文化标准、审美趣味大相径庭。

交通茶馆位于重庆九龙坡黄角坪,半地下的门洞,两侧墙体的小广告都看不清了,地面黑得发亮,走进去那弥漫的烟气,就让人胆怯三分。画家何多苓说要的就是这个脏劲儿,一块砖一根梁都不能粉饰。东张西望的做法显然是不入流的,我进来时正好一波穿金戴银的客人蛮有兴致地拍完了照往外走,她们似乎是茶客们最不欢迎的类型,观光拍照却不喝茶。

还没找到座位,女堂倌就来了。“喝啥子?有沱茶,有普洱……”我以为沱茶时髦且贵,女堂倌眼中流露出讶异和不以为然,原来沱茶只3块钱,花茶5块。一大包葵瓜子又香又饱满,将所有的炒货店都比了下去。

沱茶只要三块钱,交通茶馆里沉淀着岁月的安闲

老茶馆里,茶客分三等,以器皿的材质、形状,就可以一见高下。玫红塑料壳保温杯、年久失洗的棕黄玻璃罐、编了线绳把盖和杯连起的巨大的搪瓷茶缸子,甚至还有儿童水瓶……这些奇绝的器物都属于茶龄30年以上的茶客。一旁的大木架子上,全是各式各样的杯子。他们有自己的固定位子,天井之下围的是下象棋的,打花牌的“听用”和“财神”挑出来扔在一旁,完全当观光者不存在,自得其趣。

用蓝白陶瓷茶缸子的基本是中年茶客,我眼前这位,见我们两人过来拼桌,先毫无顾忌地吐出几串烟圈,把自己面前的报纸不停地抻展、抖响,煞有介事,眼皮不抬。然而直到我离开,他也不过是掏出圆珠笔,在报头上写了几十个“中”字而已。

我们这样用盖碗的,一眼就看出是“不知就里”派。来得早的,端坐在天井正当中,桌上摆着四个单反,却因为气场太弱,不敢对周围人下手。挨着窗户的长条靠背老木凳,都留给到此一游的时髦的年轻客人。我左手边的法国女孩淡定地吹着盖碗里的花朵,忍受着她旁边用不锈钢大海杯的大爷,将条凳打横,两条大腿横劈在上面,脱了鞋晾脚。张恨水写重庆的小茶肆里,人们的东倒西歪,排列支架的竹椅,“客来各踞一塌,卧而饮之。……购狗屁牌一盘,泡茶数碗,支足,闲谈上下古今事……”。

交通茶馆里气定神闲的老茶客

早上6点,茶馆开门,钥匙掌管在茶客手里。早客是老茶馆格外关照的,他们大多是因生计需求起得早的,也是老茶馆的常客。堂倌给他们的茶叶最多,浓郁滚烫,一口下去熨帖无比。“一早一晚,满坑满谷”就是交通茶馆典型的景象。但与扬州、广州等地的“早茶”不同,早上也仅仅喝二三十分钟,纯为喝茶而来。热爱馥郁芬芳是自古以来地理形成的习俗。“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前一晚的火锅串串仅存的一点不舒服,早上在成都非得“啖三花”,重庆则是酽沱茶。

“今天‘吊堂’,人少,等‘打涌堂’必须等到周末。”茶馆“老板”陈安健在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油画课,他并不经营,只是每个月付给茶馆现金补贴用度。然而这样难找座位,交通茶馆却不赚钱。虽然环境看上去颇具“袍哥”气质,交通茶馆却并没有那么长的历史。这里初创于计划经济时代,是服务于国营运输公司的旅馆加茶馆的混合体,制度社会已经演变,交通茶馆却一点没改保留了下来,茶钱前两年还是1.5元,今天也不过3到5元。陈安健从未想过“商业化”。

他的《茶馆》系列油画独树一帜,全以自己浸淫茶馆得到的乐趣为主题。茶客们是他多年的模特,对他展露出本来的温存面貌。他画面里的真实、新鲜热辣,是交通茶馆几十年时光的一些片段。陈安健以自己的理解,在茶馆里画了许多年。在他眼中,交通茶馆本身活着,哪怕是脏兮兮的,也是世间难得的纯净角落。

四川茶馆的文化虽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乍一看却对茶的讲究欠了几分。一个盖碗茶能喝一天,很少有人换茶,除了“鲜开水”冲泡,仅仅就是分出了“甘露”“竹叶青”“碧潭飘雪”这几个相对高档的级别。茶甚至可以被菊花、柠檬取代。宽窄巷子里的老茶馆“可居”的老板娘肖烈说,如果按照茶艺馆专注于茶本身的“清饮”的标准,茶馆的茶,应该和茶艺馆区别对待。她喝岩茶、普洱,玩精巧的宋瓷,其下女将们都略能抚琴,“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在传统文人理念里,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洁瓷。跟“可居”“遥里”的精致相对照,交通茶馆和观音阁是茶的另一面。

“遥里”茶馆

四川茶馆的热闹、舒展,是茶在中国人生活中另一个维度的自由。“本身并不轻视它,也不重视它,唯有经别人发现后,就认为了不得了。”

本地作家朱晓剑喜欢漫游成都的小街小巷,去不张扬的小茶铺喝茶。“生活和茶一样,本来就是流动的。”“啖三花”是典型的成都生活。现在走进川渝两地的茶馆,会发现本地茶几乎全面占领了茶馆。蒙顶甘露、黄芽、碧潭飘雪和竹叶青不在话下,还有青城山、峨眉山、花楸山等等产区的绿茶,名气虽不响亮,却都被成都人喜欢,更有谈不上是茶的柠檬、菊花、荷叶、苦荞、蜡梅等等,用川西的花花草草做成的茶。在茶馆喝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氛围。“成都人并不想从喝茶里喝出一番高深的哲学,而是对喝茶本身有一种彻悟。”

茶在发源地之一的四川,自唐朝起产量大而质量高,到了明朝,茶已进入四川人的日常生活。根据一篇1942年的写成都茶馆的文章记述:“所谈无非宇宙之广,苍蝇之微,由亚里士多德谈到女人的曲线,从纽约的摩天大楼谈到安乐寺。”这篇80年前的文章,对于“好逸恶劳”之类的泛泛指责发出了不平之声,讥讽批评者们“带着一副西崽相,来到大后方”,自辩“我辈吃闲茶,虽无大道成就,然亦不伤忠厚。未必不能从吃茶中悟出一番小道理。不赌博,不酗酒,不看戏,不嫖娼,吃一碗茶也是穷人最后一条路”。

这“最后一条路”的说法看似委屈,却相当有杀伤力。社会进步到今天,成都的茶馆保持了百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即使勇敢地捍卫茶馆文化,当时的四川人内心深处,对于茶馆和坐茶馆的生活方式依然缺乏坚定的信心。现在,对照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精美绝伦的形式都已经消亡了,成都闹哄哄的不讲究的茶馆反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谭继和是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至今,这位四川省社科学科带头人都把三人左右的小型学术会议放在社科院门口的茶楼里。天清气爽时,他就和同事去不远处的百花潭公园喝茶。百花潭公园里的茶座非常多,置身盆景园满眼皆绿,在百鸟园又觉得莺啼婉转,临水处撑起的阳伞,拱桥上的少女等待赴约的恋人,无论在哪里喝茶,所见俱是美好。除了本地学者,大量外来文人也对四川喝茶有美好的回忆。抗战时《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澎在成都做编辑,专门去茶馆写文章。至今朱维铮教授还向人记述,复旦大学南迁重庆时,学生们因为宿舍条件简陋,都喜欢去茶馆做作业。

谭继和的夫人祁和辉是中文系教授,上世纪70年代末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去金陵大学校长家做客,她说:“校长的爱人在小轩窗下为我们准备了上好的香片,他们的花茶没有花,老校长说有花俗气,我说,我们四川的盖碗茶,茉莉花要浮起来的,用盖子漂一下花瓣,动作很轻很美的。”对我回忆起这小小的争辩,她说想起来很不好意思,却有维护四川花茶的执着可爱。

90年代市中心的大慈寺庭院里的茶桌,每月15号自然地汇集一大帮文人组织文学沙龙,有作家、收藏家、编辑,本地人和外地人,随便参加。藏书家彭雄所著的《茶馆问学记》里,对茶馆里的讨论记述高达211次。大慈寺和文殊院的香客与茶客几乎一样多,茶费极低,是名副其实的都市禅林。

平等是成都茶馆最大的特色。“铜壶冒着蒸汽,漆得光亮的桌上,放着花瓷茶碗,人们坐在竹椅上,茶房把绣花坐垫拍得松软。乞丐拖着痛苦的腔调,人们的交谈淹没在悲伤的小曲中。”韩素音在她写的传教士家庭史中将成都的茶馆描绘出市井的样子。曾经茶馆还有允许穷苦人喝剩茶的规矩,叫喝“加班茶”,后来虽然因为不卫生而取缔,但宽容仍在。

茶馆里的竹椅被茶客们经年累月躺成了最舒服的姿势

在四川喝茶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川渝地区曾经依靠水运,行人周转的河岸上总有茶铺,摆几把竹椅子喝茶,至今是川渝地区所有小镇找茶馆的不二法门。“河水香茶”是民国年间流传下来的幌子,街沿、桥头、庙前、广场、树荫,茶馆当街的地方大开门面,就是方便顾客进出和观看街景,也招引街头行人一窥茶馆风光。1949年前市区内居民使用井水做饭洗漱,但饮用水却依赖江水。熙熙攘攘的氛围极具感染力。

开敞,是成都人喝茶的心理和生理双重需求。竹椅大多能让人舒服地打个盹。很多人研究竹椅的角度,如何符合人体工学,殊不知这都是经年累月茶客们最舒服姿势的杰作。以最讲究的薛涛井水冲泡顶级蒙山茶,价格却极便宜,是长卷风情画《老成都》里所描绘的公园里绿天茶社的实景。画中的成都人除了穿衣打扮,那花树之下的安闲恣意,和今日的成都完全一样。除非需要打麻将,大部分茶馆的营业场所,看上去都是室外可以占用的空间“坝坝”,在成都这个阴冷时间长的地区,“喝坝坝茶”在冬季出“烘烘太阳”的时候简直是蔚为大观。

这盛况延续至今仍让外地人震撼。进入人民公园,穿花拂柳经过的一座桥也是由鹤鸣茶社修建的。正是因为占道经营,1938年,老板熊卓云挽救了几近倒闭的鹤鸣,才名声大噪。后来熊卓云将座位增加到了500个。今天在人民公园内,在鹤鸣找人还是一件困难事。

虽然茶是国饮,大江南北的城市乡村都有茶馆,但没有一个城市像成都一样,茶馆变成了每一个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们的记述中,“平民化”是他们对成都茶馆最大的感慨。作为读书人,何满子在其他城市没有勇气光顾太高级或太底层的茶馆,在成都却无忧无虑地把茶馆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警察与挑夫同座,隔壁是西装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做自修室,生意人做交易所。”黄裳在1931年路过广元,因为客车中转,在江边茶馆里喝茶一碗。“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越深,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公共空间

至今走到成都公园茶座之中,依然能听到那种震得人从牙根麻到耳朵根的“钉铃铃铃”的金属夹子的声音。地理学家G.哈巴德记述成都:“商人忙着赶路,到店铺或到茶馆里去见他们潜在的买主或卖主,小贩们用特别的声调、哨子、小锣、响板招揽顾客。”现在递热脸帕、装水烟这些项目已无存,算命的倒还留存。

走进成都的茶馆,分贝得先提高几个。“提‘纲’挈‘领’”,“80后”相声演员贾晓荻脖子一扬,右手往右斜上方猛地一伸,袖子自动缩下去半寸,他的表情特别正经还带点不耐烦,模仿着声音最大的“老板”:“老子在打大哥大看到没得。”茶馆里说话声音要大到什么程度呢?虽然还不至于嘶吼,但是还真的是要不断地喝茶润润喉咙。我在鹤鸣茶社约相声演员杨子聊“闲亭”茶馆里他的三国段子,说得再热闹也得贴着对方说才听得清楚。奇怪的是,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却听不真切。“豆花、凉粉凉面”在均衡的调子里,穿过层层聊天钻入耳膜。

难怪老作家马识途回忆道:“在四川,地下党的许多接头都是在茶馆里进行的。鹤鸣茶社出来的老川菜馆‘努力餐’也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那个时候茶馆里都是小桌子,桌子后面是竹藤椅。我们说话的时候用的是隐语,接头的能够听懂,外面人听到也没关系。茶馆都不关心别人说什么,所以特务就容易被识别,因为特务非常关心茶馆里都在说什么,看见有人偷偷摸摸东张西望,基本就是了。”

作为特有的公共空间,重庆的茶馆现在不如成都发达。奇怪的是,对比半个世纪以前的数字和现当下的数字,成都的茶馆不仅没有减少、衰退,还越发兴旺发达起来。表面上看茶馆小本生意相当脆弱,实际上它们都是在艰苦条件下幸存成长的。

近100年成都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成都的茶馆,与欧洲的咖啡馆、美国的酒吧一样,承担了非常多的共同功能。清澈的江水环抱成都,吴虞的日记中描述一家西城门外河畔的茶馆,星期日据他观察最少卖出七八百碗。河水和幽深的竹林是茶铺最典型的景色,“天气好时,尤其是躲警报的日子,茶馆前后都拥挤不堪”。

1942年的《华西晚报》上一篇关于成都茶馆的文章畅快淋漓,理直气壮。当时正好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大西南的年代,茶馆作为地域文化,首当其冲。成都的茶馆自民国以降,在数量上远远高于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是城市经济当中最重要的传统地方商业形态。翻看晚清到民国的史料,关于茶馆的规章不断颁布修订。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角色。在当时本地官方文本里,茶馆大多以被批评的形象出现。1945年,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以“易藏奸宄”为由要求取缔川大学生宿舍道路两旁的茶馆酒馆,然而并没有用。一份茶馆老板们抗议政府对茶馆太苛刻的信中写道,四川自古是产茶区,成都人爱喝茶是天性。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发出感慨,喝茶是过日子的最低标准。关于海派和内地,中与西,新与旧,地方与国家,种种都可以牵扯,战时关于茶馆的争论其实远远超过茶馆本身。

今天茶馆里最贵的当春头芽蒙顶甘露,26元一杯。大多数茶只要十来块钱。作家马识途从抗战时到后来都最喜欢来人民公园的“鹤鸣”和春熙路的“枕流”。“无论哪个档次的茶馆都有一个传统特点,就是花费不多。”中午离开的人把茶碗扣上说一句“留到”,下午来还可以继续喝。

在成都喝茶一旦碰上朋友,抢着付钱就成了必须的。“收小不收老,收富不收穷,收生不收熟”是堂倌们自然明白的人情。20世纪之前,关于四川茶的诗词极多,茶馆却只集中体现在“竹枝词”中。“竹枝词”发源于四川民歌,到明清以降在成都极为发达,成为记述市井民俗风貌的“辛辣机巧”之作。

“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晚清知县的记载中,一开始只卖茶的茶馆和北方茶馆的形式差不多,仅供解渴,“当街设桌,四方板凳”,“茶馆”是常用词。进入民国时代后,四川茶馆开始极速发展繁荣,“茶铺”和“茶社”是当时更普遍的说法。此后茶园提供戏剧娱乐,茶楼又有评书,但并不严格区分。

这里是一口茶就能融入的市井

女宾茶社如何兴起,如何约在茶馆旁边的体育场打网球的现代生活,也可以从“竹枝词”里找到佐证。1912年,因为没有严格区分男女区域,悦来茶馆以“破坏礼教”为由遭到军政府关闭。“全城不知多少,一街总有一家。小的多半在铺子里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按1909年到1951年的成都茶馆数量统计,茶馆数量一直在500至800家之间。人口最多最繁华的上海有164家,同时期成都有600多家。根据1932年的《新新新闻》报道,辛亥革命之后成都茶馆猛增至1000多家。诗人流沙河也印证过这个数字。

抗战期间,外省文人将大部分逗留时间奉献给了茶馆。当时西南大后方物质条件简陋,但是茶馆却给异乡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张恨水写大轰炸夜,在朋友家喝的沱茶,却是色香味俱佳。即使几个月不知肉味偶尔吃一顿好的,也得“趋小茶馆,大呼沱茶来”。

当时西方人把成都的茶馆写作“tea-drinkingsaloons”,留学法国的吴稚晖也说成都的茶馆赶上了巴黎的咖啡馆。19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由劳动力的增长是城市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成都城市的繁荣,经由上世纪战乱中起步,作为与城市同时发展出来的公共空间茶馆,作用相当广泛,能为大量离家的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成为人们的休息地。写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历史学者王笛认为,成都的茶馆,很像美国城市的酒吧。“20世纪里美国工人阶级的酒吧文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缓慢的死亡过程,但是茶馆文化却坚韧得多。”王笛论述。

“尤其郊外或之小茶馆,仅有桌凳四五,而于屋檐下置卧轶两排,颇视北平之雨来,仰视雾空,微风拂面,平林小谷,环绕四周,辄与其中,时得佳趣,八年抗战生活,特是提笔大书者也。”成都茶馆依然谈不上豪华的装修,张恨水对于成都茶馆却是敬佩与欣慕,能够在战争期间依然保有一杯茶,时间的流淌竟然如此缓慢。“不怎么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不怎么亮的灯火,一切情调是那样的古老。我们自觉早到晚都看到这里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碗盖碗茶而已。”

近50年里,历经日益强化的现代化进程,及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的挑战,今天茶馆依然是成都市中心各大公园、文创基地,沿河居民过道上,乡镇菜地之间,丘陵果树之下,农家小院之中最最值得品味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都的茶馆也封闭过很长时间。朱德60年代到成都要喝盖碗茶,批评了关闭茶馆的不当。当时马识途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但是“也不过兴奋一下,茶馆终究是不革命的标志”。80年代以后四川城乡茶馆再度兴起,而且更加发达,马识途很多年不进茶馆,但到75岁以后,“终于免除了心为形役的苦恼,才悟出了无事乐的道理”,重归茶馆寻求快乐。

快乐本身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散着出去,散着回来”是四川特有的脱口秀“散打”的精髓,也是四川茶馆的衍生成果之一。《让子弹飞》里张默吃凉粉的那一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四川故事。“到底是一碗还是两碗?”整个故事是马识途取材于茶馆龙门阵里的《盗官记》,都是四川“散打”里天马行空、不可以平常逻辑度量的叙事精髓。

“李伯清最厉害之处在于他的共享性。”在闲亭茶馆,刚刚下台的贾晓荻开始给我“摆”。“95后”的小任手执一副快板,边给我的茶碗添水,边随着贾晓荻的娓娓道来打出节奏,贾晓荻本来只是聊天并不是表演,但每到抑、扬、顿、挫之处,小任那不疾不徐、恰到好处的“啪啦”一声就特别提劲有味道。

闲亭茶馆里喝着盖碗茶,台上哈哈曲艺社的年轻演员正在用四川方言说相声

四川幽默里的“共享性”,与茶馆的“开敞”有一脉相承的灵魂。走出闲亭茶馆的大门,贾晓荻在门口鬼饮食摊档上坐了下来,端起一碗白花花颤巍巍的蹄花汤。哈哈曲艺社以“80后”“90后”相声演员为主体,目前驻扎三个茶馆,除了相声,也有评书。曲艺在今天的茶馆里日趋没落,相声却一枝独秀地生存了下来。茶费只分48元和78元两种,挨着桌子的价位略高一个档位。在这个到处用收来的青砖砌起的高屋之间,不过八张方桌。贾晓荻最爱看台下茶客“一根香烟袅袅升起”,带着闲心有一搭没一搭地哈哈乐。

“今天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茶馆寻欢作乐……”他抖了个包袱,“寻找欢笑,坐着图一个乐。”与台下观众互相调笑满不在乎,笑话说得飘逸。他让我想起沙汀写的那个茶馆里的男主人公“幺吵吵”:“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采取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他时常打起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喝茶时听到的方言,把四川话的独到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贾晓荻在广播电台用“牙尖”的腔调评点时事摆龙门阵,和“川话嘻哈”一样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四川的茶馆孕育出多功能的作用,文化、经济、政治于一体。扯乱弹和摆龙门阵都非得在茶馆不可,马识途写茶馆里的人可以发挥演讲天才,听人绘声绘色描述各种故事。“普通人摆龙门阵就是坐着聊天,不熟悉的人也可以过来听,可以来谈,甚至可以给你讲的事情里加一些东西,一件事情在茶馆里传来传去就变得丰富了。这也是种民间创作,对生活的理解非常深刻,我从中取得了很多素材。”

寻找自在

刘海遥是个爱茶的现代派。“为什么壶嘴那么长?因为给黑老大倒茶不能偷听,站在茶馆灶边,远远地、精准地把开水注入客人杯中,是茶博士不动声色的功夫。”刘海遥是十足的茶空间老板娘的做派。在茶家十职学习过,也涉猎过日本茶道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小路家的茶道课,越学越觉得自己骨子里的茶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茶道中的仪轨并不是为了舒适,什么时候称赞茶碗,怎么转动,正因为被严格束缚,因此我更知道自己钟爱的是什么。”她有一个茶室里有严格的和式茶屋,按照仪轨布置成“草庵”风格,低矮的茶室入口只能爬进去,连通后面的小水房也没有丝毫马虎。

但在人们常来常往的自家茶室进门的地方,刘海遥垒了一个巨大的火塘,周围一圈8个扶手椅,谁来了都自自然然地落座,当中的老铜壶煮着黄茶,角落银壶里温着净水,解渴之后,再用白瓷盖碗泡上今年的甘露。这不温不火的热度在南方的春天室内显得如此温和,彼此不熟悉的人也不觉得拘泥和尴尬。

刘海遥的祖父曾在重庆北碚开过一个茶馆,当时是开明有趣的绅士办的茶馆,吸引的是年轻知识分子和女眷,清谈的风气一直保存下来。“早年间父母支援三线建设,我们从重庆到了贵州。冬天阴寒无比,我父亲动手,将五层楼的楼顶捅出了一个大窟窿,自己在家里垒起了一个火塘,那炭火上永远咕嘟着开水,烤着橘子,那温度和烤橘子的香味就在我的记忆里。”

茶室里的修竹和火塘,是刘海遥心里的茶之境

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一个小巷里的茶铺一定是巷子的社会中心。茶馆里不仅有吃喝玩乐,甚至有人理发、修指甲。茶馆生活不仅容纳了普通民众的个人行为,也为社会组织服务。上世纪80年代最时尚的成都茶馆里,老板们会特意安一部自己的电话座机在固定位置上,有些人甚至安两部,将茶馆用作办公地。

在开敞的公共空间里维系独有的社交氛围,而在绝对的公共空间,茶馆始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和平衡。自古代就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统,成都平原因此农业高度发展,以散居模式生活。吃了辛辣,再去茶馆,“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

直到今天,成都市民的上班时间都不固定。一到出太阳的时节,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喝茶的时间是开放的,茶馆里的文化社群早在民国初年便形成了风气。岷江大学集资修建校舍的游艺会就在悦来茶园举行,中国红十字会筹建也被政府允许免费使用两个月的万春茶园。鹤鸣茶社也是川内大学教师的招聘场,每年阴历六月和腊月,各个学校的校长就去鹤鸣面试新教员、续聘书。

成都战时是知识分子的大后方,竞争激烈,几十年下来有“六腊之战”的传统。很多年后,王笛在学术会议上偶然遇见了一位瑞典教授,谈起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成都的录音:“城市里的大学生怕遇见老师,都去春熙路。马悦然1949年在春熙路茶楼录音采访:我现在要问一个顾客为什么到这儿来,多久来一次:‘请问先生,你天天到这里来?’‘我是一个学生,我们同学有时在星期天来……’”不过现在开到晚上的茶馆只有有表演的才有客人了。

大慈寺位于闹市中心,是名副其实的都市禅林

川渝地区如今仍把解决问题的地方选在茶馆。大慈寺旁的“大慈雅韵”茶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前不久因为周围邻居反映商铺噪声问题,大家一起到茶馆里来讲道理。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成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论述,茶馆在成都提供了和酒馆、饭馆一样的基本设施,因此成了哥老会的聚集地。

而“吃讲茶”这类解决纠纷的行为中,茶馆成为“公口”,堂倌加入“袍哥”。根据刘振尧所写的关于安澜茶馆的回忆,过去袍哥在安乐寺茶社走私黄金、白银、美元、香烟等,在正娱花园及白玫瑰、紫罗兰等茶馆进行金条交易,枪支、弹药、鸦片走私则在品香、槐荫、宜园、魏家祠、葛园等茶馆进行。“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现在再找“茶碗阵”已经绝迹。民国时期,四川最常见的铜茶船,经由堂倌“堂朗朗朗”往桌子上一扔的声音,就是暗号之一。蜀相崔宁的女儿首先发明了茶托,也就是盖碗之下的小碟子,与如今日本、中国台湾茶道中所使用的茶船完全一样。我看到京都大德寺里的和尚喝茶的画,用的正是如今四川常见的盖碗。以前我发现用盖碗时,碗总在盖中滑,水加满又太重,后来发现四川的盖碗普遍小、轻、薄,投茶量也就是5克左右。前几天看到有摄影家在商业地产太古里拍照,因为没有“走流程”遭到了拒绝,进入大慈寺却被方丈赠送了一杯盖碗茶。忙碌急躁的人,大概无法体会这一杯成都盖碗茶的美妙。

热爱曲艺的贾晓荻建议我下午2点去“大慈雅韵”喝杯茶,“那里的曲艺是活着的”。市中心最繁华的“太古里”边上,居然有这么一个居民社区似的小门脸。不大的空地上摆着几十把椅子,8元一杯盖碗三花。清音,扬琴,非表演性质的川剧,这些传承人水平的表演完全免费。台上那一人分饰多角的年轻川剧演员极为投入,台下是听众们简朴的着装,轻松的姿态,而面前那碗色泽越泡越深的茶,的的确确成了配角。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7期)